70年·中国策（第三期）：农村体制改革助力农民端上金饭碗

漫画/刘俊

70年·中国策（第三期）

农村体制的改革不仅使得农民的粮食储备更加丰富，还让农民拥有了“金饭碗”，从而为我国农业农村的进步打下了全新的制度根基。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出生的许多中国人，都曾有过挨饿的经历。而现在，我国的食物供应和国民营养状况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是局部性的饥荒也极为罕见。如今，大多数生活困难的人们，在家庭保障体系和政府专项计划的帮助下，基本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针对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策略，不仅满足了贫困人口对基本食物的需求，更在保障层面实现了超越。

吃饱饭曾是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过往长期实施了食物配给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主要源于食物供应的不足，而其他因素则包括农业经营体制的不足以及指令性经济体制带来的农业生产力低下。

在1949年前后，若以每单位耕地面积产出的粮食量来衡量，我国谷物生产效率大约仅为现今的十分之一。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粮食产量有所提升，然而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我国民众只能在“干稀搭配”的饮食习惯中，勉力维持基本的温饱水平。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1955年，我国启动了针对市镇居民的粮食定量供应政策。到了1960年，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愈发严重，定量供应额度随之降低。居民购买粮食的凭证是“粮本”或“粮票”。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些票证关乎他们的生活安危。我回忆起，当时我家乡县城居民的每月定量标准是27.5市斤，主要以玉米和高粱为主，而小麦则十分稀缺。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可以适当放宽。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往往缺乏肉类、油脂、蛋类、奶类等辅助食品，导致这些主食实际上无法满足他们的日常饮食需求。

自1963年以来，部分运动得到了调整，然而，根本的经营体系并未发生变动，农业产出效率仍旧未见明显提升，粮食供应依然紧张，难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1976至1978年间，我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自此，官方粮价与自由市场粮价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粮票的价值也随之降低。到了1993年，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彻底消除官方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异，粮票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代中国人吃饭的历史就此翻过一页。

吃饱饭何以梦想成真

实际上，农民的生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相关。一个数据便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农民个人拥有的自留地，其生产效率远超集体耕地的效率。尽管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这些自留地却能满足农民大约20%的食物需求。若将耕地交由农民自主经营，无疑将显著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农村地区广泛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这一举措首先在安徽省得到了实施；而在广东省，农民自由进入市场的政策也先行一步，由此农产品供应状况迅速发生转变，商品种类增多，价格亦随之下降。

政府赋予农民以自主权，而农民则回馈社会以惊喜。这一法则，至今仍屡次验证其有效性。

有人认为，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解决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并无直接联系；即便不实施该制度，只要农业技术能按预期发展，人民公社制度同样能促使粮食产量增加。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若市场缺乏自由，技术供需之间的配合必然会出现系统性错误，技术设备的成本也将高昂到足以阻碍其应用的程度。

在那个六七十年代的岁月里，尽管并不缺少化肥和农药，也不乏拖拉机的身影，但农民们却难以在“黑市”中购得所需，亦无法在计划分配的渠道中获取。因此，对耕地承包制进行批评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农业得益于改革，不仅实现了每亩土地产出的显著增长，而且大幅降低了生产同样产量所需的劳动力数量。

根据我的估算，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大约有4亿之众，然而实际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却仅相当于1亿劳动力。正因如此，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不及工资水平的增长，这使得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价格显得更加低廉，且种类更加繁多。这一变化还得益于农民们拥有了更多职业选择的自由。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城市开始“反哺”农村

不仅仅是就业机会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种变化同样得益于城乡关系的深刻调整。80年代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边际效率增速明显趋向于零，然而，得益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显著加速，经济规模自1992年起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速扩张，这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提供了可能，一系列改革举措也使得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

200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理念的农村改革总体方向，并着手显著提升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资金投入。自此，国家着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农民养老保险体系以及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到了2004年，中央政府宣布在五年内逐步废除农业税，而实际上，这一改革举措提前得以实现。农民从此无需再支付农业税及其他额外费用，而且他们还能享受到收入直接补贴、农业机械和优质种子购买时的补贴。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手实施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体系，这一举措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缺陷奠定了重要基础。2015年，我国正式推出农村脱贫攻坚战略，自2018年起大幅提升扶贫资金投入，目标是到2020年，确保贫困农民的收入超过贫困标准，同时满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标准，确保实现全面脱贫。

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年度总投入始终保持在3万亿人民币以上。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使得农民的粮食储备更加丰富，还让农民拥有了“金饭碗”，从而为农业和农村的进步打下了全新的制度根基。

提升“饭碗”质量，尚需深化改革

与经济发达国家相较，我国民众的饮食水平尚有待提升。提升我国民众的饮食水平，潜力巨大。特别是通过深入推进农村农业改革，这一潜力有望得到充分挖掘。

为了减少中国人餐饮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亦即降低我国经济的恩格尔系数，该系数目前约为30%，我们计划在约15年的时间段内将其降至15%以下。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农业的规模化运营提供更优越的环境，显著减少我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并使食品价格更加亲民。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众将无需担忧温饱问题，同时，国民的精神风貌也将迎来更加积极的转变。

其次，需将部分贫困人群的生计视为公共资源，并由政府介入以帮助他们缓解营养不足。若政府向年收入最低的1亿人提供每周1斤鸡蛋和1斤肉的支持，年支出将控制在1500亿元以内。虽然这笔资金并不算多，但其社会意义却极为深远。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向穷人发放不可转让、无法兑换的“食品券”，以改善他们的饮食状况。这一举措蕴含着多重社会效益，此处不再一一详述。除此之外，还可以大规模地对中小学食堂进行资金支持，保证学生们每日所享用的午餐质量不逊于政府机关食堂。据估算，全国范围内每年的投入不会超过两千亿元。西方有谚云：“人是吃出来的。”而我国也有古语：“民以食为天。”这些观点都蕴含着深刻的科学道理，政府在食品方面的投入是极具价值的。

最终，我们必须提升国民对于合理饮食知识的掌握程度。部分人群偏爱那些数量不多且营养价值并不突出的食物，而有些人则过分依赖保健品，然而这些保健品的实际营养价值并未经过科学的验证。

有人提倡推广有机农业，但未意识到若有机农产品成为我国主食，由于产量不高，为满足国民的营养需求，势必要扩大农业用地，这反而可能加剧环境负担。在欧美国家，有机食品的产量占比不超过10%。我国政府理应致力于保障大量普通农产品安全无污染的生产，确保其充足且价格低廉的供应。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应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不应提供补贴。树立这些观念，将有利于中国人总体营养水平的提高。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